不久前，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公布了，我国媒体上“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之类的讨论又热火朝天起来，不少人在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奖原因。
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使我们（当时我上初中）大为振奋。从那时起，大家都盼望着中国人在本土的工作获诺贝尔奖。五十年过去了，大家还盼着。我们的“诺贝尔情结”是有原由的。因为邻国日本虽然在二战中被炸为平地，战后汤川秀树（1949年诺贝尔物理奖）、朝永振一郎（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福井谦一（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等，迄今已有12人获诺奖，其中有两人在2002年同时获奖。为什么中国本土就一个都没有？
由于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的每一个奖项，实质上都是在鉴定和评价被提名者的创造能力，成果只不过是创造能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体现方式。因此我国本土学者拿不到诺奖，应该承认我们的原始创造能力的不高。 其实只要研究一下近年来我国获各种奖项的成果介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前些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为此国家也投了不少钱。这原本是好事，然而未料随着“创新”一词越来越热，越来越时髦，社会各界迅速把它作为一个耀眼的标签到处贴，忘记了或歪曲了它的本意。结果不仅没有明显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反而催生了不利于创新的浮躁文化。
今天的报告就是想讲：目前在社会上流行的浮躁文化不利于创新，然后着重介绍什么是原始创新，再评述有利于创新的创新文化三要素。
一、目前流行的浮夸文化不利于创新
过去十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国力剧增，腰包鼓了，可以干些事了，这当然是头等大好事。但是经济发展过快也造成了不少问题，其一是社会上迅速流行浮躁心态：经商的想一夜暴富，管事的想快出政绩。因为内涵不足，不可能靠内涵发展来快速致富和快出政绩，于是许多人就不顾内涵，只靠表面文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幸的是，各阶层都有这个愿望，社会失去了监督机制，这种浮躁心态迅速放大，变成了流行的浮夸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人不干实事，就像“泡沫经济”那样制造泡沫。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经济体开始陷入泡沫经济危机的泥淖，难以自拔，直到现在还未完全恢复。所谓“泡沫经济”就是指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经历一个连续的涨价过程后，其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经济现象。浮夸文化和泡沫经济实质相同，无论眼前看起来多么天花乱坠，但泡沫破裂，什么也留不下。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是不是如此。
财政富裕的情况下快速出政绩的简单办法就是大搞基建。几年内让自己的地方面貌一新，这是最容易出的政绩。现在全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基建本是好事，但是不做科学规划的基建就可能成坏事。
今年有几场大雨令人难忘。北京城许多道路积水，最深处近两米。据说，目前北京使用的下水道主要仍是明清时期铺设的，而且污水管道与排水管道基本不分。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必要时只有靠抽水泵过日子。10月初“罗莎”在浙闽交界处的登陆，浙江重创，700多万人受灾。杭州尽管距离较远，雨水也够大，大量汽车被水淹，一天就贬值许多。
其实，没有现代化的排水系统和排污系统，这个城市根本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在欧洲许多地方，人们基本上是先建下水道然后再建城市，而且是排水排污两分开，因此还可以把天降的淡水储存起来使用，缓解大城市的用水难题。城市雨洪就可以疏导与利用相结合。日本有《下水道法》，在东京都还有个下水道局的机构，把法律变成现实。东京都下水道系统经过一百多年建设，普及率已达100％。一百年前，德国人在青岛时建造的下水道，至今还是最好的，今夏一场暴雨让济南的34名市民丧生，青岛100多年前由德国人建造的下水道，在今年的大暴雨中居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懂，但是至今我们在大兴土木的时候，并没有人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下水道的工作很费功夫，又是领导看不见，外宾摸不着，老百姓在不下雨的日子里也感受不到，所以有人并不重视。只有来了暴雨，或者污水处理不当产生了坏境公害，如今年五月暴发的太湖蓝藻，大家才知道我们的大都市的生存环境如此不堪一击。
这就是目前我国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浮夸现象——许多城市的建设中，都只顾“大干快上”，只顾表面不顾内里，只管上头不管下头。还未见哪个城市重视“下水道”系统建设。这种建筑浮夸的后果是，随着排水和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天大家都发现彻底的解决办法是把已有的建筑物推倒，先建好地下的排水和排污分开的下水系统，再建新楼房。这就变成了类似“挖沟填沟”的笑话。
有人说，今天让一个人挖一条沟，国内生产总值为100元。过两天又嫌这条沟碍事，又要这个人再把这条沟填平，恢复到和过去一样，国内生产总值又是100元。两件事都做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200元了。但是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实效。其实类似这个笑话之事，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
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堆垃圾出版物，它们占每天收到邮件的多数，有信件，有报纸，有装帧非常精美的杂志。越是没有名气的出版物，印刷得越是精美。这些出版物，从造纸开始，到写稿、编辑、印刷，装帧好，邮递员送到我手里头，等于是“挖沟”；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可读性，没有吸引人的知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马上又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再通过废品回收、打纸浆造纸，又重新走完全过程，等于是“填沟”。每天我们都在亲历这些挖沟填沟的事情。
说到社会上的浮躁文化，我马上又想起普陀山岛上著名的普济寺。寺门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放生池，叫莲花池。池上有一座桥，桥上有一付赵朴初写的对联：“心定一池大悲水，佛香三界藕花风”，很有佛教文化的意蕴。现在这个莲花池被做成了音乐喷泉，开放时，流行音乐响起，池水翻滚，并弥散着水臭味，瞬间就把佛学文化安宁、清静的感觉彻底破坏了。决定把“大悲水”变成音乐喷泉的人，可能是想“创新”，但他们歪曲了创新的本意，给游客带来很坏的印象。问题是，普济寺的僧人为什么不反对呀？群众为什么不反对呀？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引起众怒，大家也就接受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文化比较浮躁，就连僧人、寺庙、名胜也逃不出这种浮躁。
以上讲的这些，希望能引起同学们注意，大家都想一想，你们看惯了的一些事，或者做习惯了的一些事，是否已经受到浮躁文化的影响？所有浮夸的东西，其结局都相同。它们都如美丽的肥皂泡，一旦破灭，中间是空的，留不下任何東西，更不可能创新。它们就像吸鸦片吸毒，可以使人短暂快乐，然而这是虚幻的，不仅无助于事，而且损害健康。我们要像反对吸毒一样反对浮躁。
二、什么是原始创新？
下面举两个获诺贝尔奖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原始创新？
第一个例子：发明气泡室。1968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Alvarez教授讲过关于他获奖的曲折故事。1953年开全美物理年会，午餐后，正当大伙在回忆二战时搞物理的岁月是如何紧张激动的时候，Alvarez旁边唯一的空位上坐了一个年轻的博士后格拉塞（D．A．Glaser，时年27岁）。两人于是交谈起来。那年轻人说，他担心没什么人会来听他的报告，因为他被安排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场的最后一个才讲。当年的飞机比较慢，人们往往不等会议结束就走人了。Alvarez说也没时间去听了，请他说说讲的是什么。此人说的正是日后用来探测基本粒子的很有效的装置：气泡室。一席话，让Alvarez如获至宝。
回去后，Alvarez和同事立马动手，几年苦战，终于做出了液氢气泡室。这东西跟那博士后的原始的设计相比，只不过是乙醚换成了液氢和扩大了体积而已（Alvarez擅长搞巨无霸），当然，其功能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后来，1960年诺贝尔物理奖只给了格拉塞，因为原始创新的思想来自他，尽管他还很年轻，而且真正造出气泡室的是 Alvarez。Alvarez在1968年才如愿因“粒子的共振态”获诺贝尔物理奖。
第二个例子：发明激光。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大学，七十年代做科研，这正是激光技术发明和应用迅速发展的时代，可以称为“激光时代”。这代人最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汤斯的奇想”，它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很大。
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1916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受激辐射概念，已经指出可以用受激辐射来实现光的放大，但直到二次大战前，都没能如愿以偿。
1951年珀塞尔（E.M.Purcell）等人用突然倒转的方法，造成了LiF晶体内核自旋体系布居数的反转，意外地观察到 50kHz的受激辐射信号。这个发现引起了科学界浓厚的兴趣，一些敏感的人预感到出现了一个重要发现的机遇，这个机遇是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汤斯抓住了，他发明了氨分子振荡器（也称微波激射器）。汤斯这样回忆第一台微波激射器是如何构思的。1951年春天，他在华盛顿参加一个毫米波会议：“很偶然，当时我正与肖洛（A.L.Schawlow）同住一个房间。后来他也参与了激光工作。我起床很早，为了不打扰他，我出去在公园旁的长凳上坐下，思考是什么原因没有制成毫米波发生器。”“看来真正的希望在于找到一种利用分子的方法。也许正是早晨新鲜的空气使我突然看清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几分钟内我就草拟好了方案，并计算出下列过程的条件：把分子束系统的高能态从低能态分开，并使之馈入腔中，腔中充有电磁辐射以激发分子进一步辐射，从而提供了反馈，保持持续振荡。”
紧接着，在其他人迷恋于氨分子振荡器和微波激射器的时候，汤斯又在追求更高的目标，朝产生更短波长的方向上努力。他走了一条“意外之路”，他“直接跳过去，越过毫米波和亚毫米波，直接进入波长短得多的红外和可见光区域。”因为人们对于红外和可见光波段了解得较多，加之在可见光波段及其邻近由于对应的能量间隔较大，所以热辐射不会很快为受激原子淹没，也即要实现受激辐射更容易一些。汤斯转向追求一种能在红外或可见光波段工作的激射器（以后被称为激光器），他草拟了一个设计方案，但很快发现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系统，因为“振荡会在各种模式之间来回跳动。”
为了解决谐振腔产生的因难，汤斯主动与肖洛合作，利用法布里-珀罗干涉仪作为谐振腔确实可以起到选模作用以产生极窄的激光束，制造出激光器是完全可以的。1958年12月，汤斯和肖洛联名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红外区和光激射器》的论文。后来这篇文章被誉为是激光器的奠基性的经典文献。
三、真正的创新需要机遇
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得知：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原始创新”）往往都是偶然的，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需要有机遇。格拉塞在27岁时发明探测基本粒子的气泡室，是受到啤酒瓶中冒气泡的启发。汤斯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几十年前就有人应用受激辐射概念研究光谱学，顺着这个方向应该很容易制造出激光器来。但历史进程并非如此，激光器的发明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过程，说它是“意外发明”一点也不过分。
可以说，所有原始创新都有机遇在起作用。格拉塞27岁时巧遇Alvarez，汤斯请肖洛吃饭，都是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的机遇。此外，每个人的事业成功，也首先取决于机遇。机遇是不能强求的。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抓住机遇的能力。下面我谈谈影响了我一生的一些机遇。
我于1963年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在北京读了三年书，文革就开始，全部停课了。1968年毕业分配。我们班（近代物理系核电子专业）的分配是由工宣队的两个工人（一男一女）负责的。我回校参加分配已是临近结束之时，我可能是最后谈话的几个人之一。工宣队找我谈话时问我可否去西宁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当工人。当时的我实在太天真幼稚了，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西北地区有种好奇心，我就马上回答愿意。第二天就宣布了分配方案。
青海在古人眼中是常覆三军、马革裹尸的战场，在近代人心目中是劳改犯人去的地方。而且我当工人，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分配得最差的同学之一。我到青海西宁当工人的工作是，每天炼完铁后爬进炉膛，把炉腔壁上被烧坏的耐火砖敲下来，换上新的。炉腔里余热有70—80度，还得穿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一会儿就汗如雨下。更令人耽心的是敲壁上坏的耐火砖时，说不定何时四周的砖会一起掉下来，把人埋在里边。那时，每月50斤定量的粮食还不够吃。当时的厂长是个爱才的人，半年后他得知我的数学很好，就让人事科把我调到供销科，说那里是“最需要数学的地方”。我就成了工厂的计划兼采购员。同时分来厂里的大学生们常聚会，喝酒，打扑克，海阔天空聊天，发发牢骚。我也时有加入，但很快就感到空虚。我总觉得光抱怨怀才不遇没意思，中国这么大，总是需要人才的，现在把时间荒废了，一旦需要时，我们有什么“才”呢？我仍然像在大学里一样，抓紧时间学习。
1974年，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是胡耀邦和方毅，他们想开展一些重大的项目，去追赶世界上的一些重大科技发展。青海盐湖所虽然条件不好，又是以无机化工为主业的单位，但是因为中科院在内地的其它研究所都瘫痪了，它也争取到了一项重大项目“激光分离同位素”。要做了，才发现缺少人才。于是从文革中分到青海的大学生中找。我得知这个消息，就自己争取从工厂调去作这个项目，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改革开放后，大家开始重视科研和学习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我已经早干了五年，走在他们前头。不仅如此，在青海做科研，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权威，大家都从零开始，真正平等竞争，我很快就成了这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发挥出来。我与同事们合作，把这个项目作得很好，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被科学院选拔出国进修和工作，先后到了美国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回国到青海盐湖所后转到大连化物所工作十年。这期间我又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英国剑桥、牛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法国格林罗勃大学、第戎大学和巴黎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等学术机构工作。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时，我45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两个院士之一。一些记者采访，都问我何以有这样突出的成绩。他们的问题使我认真地回首这段时光，我才认识到当年被分到青海当工人给了我一生中一个最大的机遇。
1994年底，我收到一位同班同学的来信，写道：“你好！自一九六八年分配至今已有二十六年。全班同学各自东西，现有联系的寥寥无几。当初毕业时留下的通信录现在几乎都已失效。二十六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咱们两人还有一个特殊缘分。当初分配时，本人应该分配到西宁（我在工宣队的记录本上亲眼所见），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换成了你，把我分到了天津。也许就是这点缘分使我在二十六年后又找到你了。”
至此，我才完整地知道了毕业分配的真实情节：由于我的表态，工宣队在最后时刻把我和这位同学的分配方案对换了。当时没人想到，这个对换给我带来了一生中最大的机遇。
现在回首往事，我很庆幸自己的幸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青海，自己又不折不饶地坚持学习，于是不知不觉地抓住了这个一生中最大的机遇。
四、大学创新文化的三要素
目前在我国社会上流行的浮夸文化不利于创新，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浮躁、图虚名，这种文化产生的肥皂泡破了以后，大学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后退。大学的创新文化应该是务实而不图虚名。这种创新文化有三个要素：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
1、追求卓越
大学创新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追求卓越。一心一意追求卓越，而心无旁鹜。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个校园里充满了追求卓越的文化。即，在这个学校干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卓越。学术追求卓越，管理追求卓越，一切工作都要高品质地追求卓越。
先举非学术的例子。如果你要到一个学校去访问，这个学校事先会给你安排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写清楚谁来接你，这个人的手机号是什么，车号是多少，你出来之后找不到可以联系。然后准时送到旅店，给你定好房间了。休息之后，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这就是他们的秘书工作在追求卓越。
他们的食堂也追求卓越，因为食堂办成一流的了，职工就都愿意在这里就餐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也就增加了，无形之中也就培养了一种学术的氛围，提高了研究水平。
学术追求卓越体现在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新思想，设法吸收别人的新思想。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术杂志的文章，一方面利用参加学术会议时抓紧机会和各种人才进行讨论。国内开会，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认识人，拉关系，相互之间没有多少思想交流。这样，大家就没有了追求卓越的冲动。而且有些青年学者在国内学会了保守自己的学术机密，自己工作的进展全不给别人说。甚至有些学校的教授就规定，研究生之间不能讨论，只有导师一个人才能知道所有的研究生的工作进展。这种气氛下的话，他们无法取得一流的成果。我经常提起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如果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个人手里还是各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每个人的脑子里就同时有两个思想。所以学术上要追求卓越的人一定是要善于而且渴求和别人交换思想，集众家之长。这个就是追求卓越的典型做法。
追求卓越的最重要方面就是追求新思想，既要追求自己的新思想，也要吸收别人的新思想。大家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术杂志，参加学术会议，抓紧机会与各种人才讨论，倾听意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斯（R.T.Keyes）与林肯实验室的奎斯特（T.M.Quist）1962年6月报告说GaAs二极管的量子效率达85％。同年7月，在国际固体器件研究会议上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促使半导体激光器的竞赛白热化。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工程师哈尔（Hall）的极大兴趣，在会后回家的火车上他写下了有关数据。回到家后，哈尔立即制定了研制半导体激光器的计划，并与其他研究人员一道，经数周奋斗，他们的计划获得成功。9月，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GE）的RDL实验室宣布做成二极管激光器。不出数日，IBM公司的纳什（Nathan）小组也做成功。10月，又有两个单位也做出样品。他们四家的半导体激光器非常相似，都需要脉冲大电流和液氮低温条件（77K），离实用还有相当距离。到1970年，又是贝尔实验室首先做出了异质结半导体激光器，可以在室温下工作。
善于与人合作。
当汤斯为“振荡会在各种模式之间来回跳动”而深感困惑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看望贝尔实验室的肖洛，在与肖洛共进晚餐时，谈起自已的设想与困难，肖洛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两人欣然决定合作。肖洛早年曾用光谱法研究原子的超精细结构，他对光学中的法布里-珀罗干涉仪很有研究，并对固体微波激射器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做过几项重大的改进，这些对他解决谐振腔带来的困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他向汤斯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把谐振腔的大部分壁去掉，以两个相对的反射镜代替腔体，从而使得沿反射轴线传播的波起振，其余部分的波消失，肖洛实际上是以光学里的法布里-珀罗干涉仪代替谐振腔，从而解决了振荡模式的难题。谐振腔的困难就这样被克服。
目前我国大学最缺的就是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现在的教授，虽然收入、工作条件比过去好了，但应付的琐碎的事情也多得多了。如，开会、接待参观访问呀、做评审专家的工作等等。面对批评的声音，有的教授把以上这些事情归结为“生存”二字。他们认为，如果不去做这些浮躁的事，项目就评不上优，经费也申请不到，教授也评不上，最后一事无成。这就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逼得这些年青人去做这些浮躁的事。我们试想，现在如果陈景润还活着，他又能怎么办呢？他那样工作的话，肯定一无经费，二无奖金，也当不上先进，说不定教授或博导也会给取消。现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结局。
2、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主要来自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重大的科学发展主要是靠机遇，而且在初期往往都不被人认同。除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项目，国家可以顶层设计，可以专家组织起来攻关外，一般的学术研究要提倡学术自由。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原始创新一般情况下在开始的时候不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我们往往不知不觉之间就扼杀了许多原始创新的东西。在过去十年中间，中国科技大学有两件事在国内影响很大。一个就是量子通讯的研究。当时该项目被理论物理界的许多老教授们反对，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最后起作用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从建校以来传下来的一种文化，就是尽管大家都认为这个项目不可能成功，但谁都不会去扼杀这个想法，而且这个教授的211工程重点学科的经费还照样给。几年之后，这个项目做成功了，全国为之耳目一新。现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六个重点领域之一“量子调控”，是以这个项目为基础的。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校长、院长或系主任是强势的，坚决、果断地制止你认为不会成功的学术研究，这个项目可能就被扼杀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单分子操作”项目的研究。刚开始也是遇到许多老教授的反对，但也跟量子通讯一样，后来取得了成功。所以，做领导的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权力去干预学术上的争议，特别是不要去扼杀这种你个人认为不行的东西，要让他们有机会。大学里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决不是一个行政意志很强的文化。
当然，有一些是违反基本科学规则的研究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在对研究项目不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大家都要小心谨慎，不要把话说绝了。因为20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许多当时感觉完全不行的事情最后变成了现实。再举个永动机的例子。一提起永动机，几乎所有的人马上说绝不可能。但是现在世界上就有一帮科学家在做这个研究。他们不是像国内有些人装个电子什么的东西做永动机，而是说，宇宙中间有许多暗物质、暗能量，我们现在还无法监测，无法看到，他们设法用这个暗能量来运转。也就是说，永动机是消耗暗能量的一种机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动机不违反基本的科学规则，因为它能够使用暗能量。如果这个项目做出来的话，对人类来说就是“永动机”。
大学之中，社会各部门之间，一提到学术自由大家往往会理解是不是想干啥就干啥，没有约束、没有目标？不，学术自由的同时，既要有政策的倾斜也要有目标的约束。国家应该注意这个现象，让科研做实实在在的贡献，不能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捞个人私利，损国家利益。
3、学者自律
创新文化的第三个方面，至关重要，就是学者自律。自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学者自律，就是整个社会要全力支持学者搞原始创新的研究，但学者这个群体一定要自律。因为一旦失去社会的信任，学术自由就无从谈起了。然而，当前我国的大学文化中，最致命的就是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现在开始走向危机。我是一个校长，亲手处理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从这些例子中间，我感到学术风气坏得速度太快了。现在最流行的是敢说敢吹，一分成果他说成十分，有些捕风捉影的或者是偶尔出现的，把它说成规律。还有一些，为了出成果，干脆抄。如果在百度、Google上用“学术腐败”搜索，可以看到网上大量披露的一些事件。但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连学术自律都做不到了，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就不要谈了。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你发表论文的真实性了，你的科研还有什么意义呢？例如，20年前国内的与我所研究的学科有关联的杂志，我每期必读，都要一篇一篇地翻看，而且总有教益，总有收获。但现在很多学术杂志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去看了，因为杂志的可读性越来降低，杂志的内涵稀释到都很难看出来了。结果大家就都不看了。
五、结束语
有一本书叫《牛津感悟》（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中有一个关于牛津如何重视学生创造潜力的例子。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有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录取学生必须经过面试，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地议会将此事反映给英国中央议会，议员们就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婉言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当时的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副首相只得请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疏通。虽然首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就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布莱尔当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此后的一个私人场合，当提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牢骚话：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要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这件事说明牛津大学在追求卓越和学术自由的问题上不受任何行政干扰。这许是这所几百年老校始终保持世界一流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大学，离牛津的水准还甚远。首先，在招生问题上，各大学都是只重考试成绩。对于各地的“高考状元”，几所顶尖大学各出奇招去吸引、挖角，不谈创新能力。再者，在政策允许高校自行决定录取与否时，只要相关领导一说情，大家都只好照办。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化有重大缺陷，这种文化不利于创新。我们希望大学能够务实地建设追求卓越的、学术自由的、有严格学者自律的文化。这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将会引领整个社会的文化，使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得更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