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就在全国科技战线、中央企业系统、国防科技工业全行业开展向孙家栋同志学习活动作了部署。
通知指出，孙家栋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重要开创者,同时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工程总师。开展向孙家栋学习活动，对于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科技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学习他爱党爱国、忠诚事业的坚定信念；发扬民主、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锐意创新、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通知要求各相关单位加强对学习活动的组织领导，紧密围绕中心工作，把开展向孙家栋同志学习活动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孙家栋同志为榜样，迅速掀起向孙家栋同志学习的热潮。
孙家栋，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是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他几十年如一日，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和激励自己，在重大工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1942年6月，13岁的孙家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该校是一所四年制的专科学校，孙家栋一门心思学好本事，实现建高楼、修大桥的理想。1948年9月，18岁的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适逢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造汽车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他便转入了汽车系。还没碰到汽车，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前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规定，每年各科考试成绩都获得5分的同学，毕业时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1958年，孙家栋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
学了7年的飞机发动机专业，孙家栋本以为会和飞机打一辈子交道，没想到1958年4月20日，他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部，从事导弹研究。此时正是“两弹一星”事业启动之时，我国培养的这批留苏学生，有1/3被调到这里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在从事导弹研制的9年历程里，孙家栋参加了仿制苏联援助导弹的技术攻关，并随东风一号导弹试验队赴基地参加了发射任务。发射成功后，现场指挥发射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激动地站起来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参加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导弹首次发射任务时，由于控制系统失稳，导弹刚刚起飞就坠毁在导弹发射台附近。孙家栋经历了故障查找、故障分析和方案设计改进的紧张工作。他参与了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试验任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次成功，对于中国的导弹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不仅掌握了导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并且系统地摸索总结出了导弹研制的科学规律，提出了必须强化总体概念，设计方案必须在可行性论证和地面试验的基础上，以可靠性为出发点进行设计。从此，导弹研制的队伍趋于成熟，总体设计的技术逐渐被掌握。1964年7月，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程战略导弹的总体主任设计师，并且挑起了导弹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主任的重任，主持了导弹总体方案论证和总体设计工作。之后，孙家栋又升任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其主任是著名导弹专家屠守鳄。
正当孙家栋事业有成、业绩红红火火之际，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已是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孙家栋，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并建树颇丰的领域，担起卫星研制的重任。这一年他38岁。
1967年，孙家栋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对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设计和研制工程管理，完成了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的任务。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腾空而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此后，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是我国通信卫星、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在我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余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设计师的就有34颗，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
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亲自担任总设计师。探月工程风险很大，很多人替孙家栋捏了一把汗：工程一旦出现问题，已是“两弹一星”元勋的孙家栋的辉煌历史必会受到影响。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2007年11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为“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揭幕时，来到孙家栋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孙老，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
航天系统工程“要依靠发挥集体智慧”
孙家栋为人处事谦虚、低调，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在我国通信卫星研制时，测控技术专家陈芳允先生提出了在卫星上应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建议，当时这项技术从未在卫星上使用。孙家栋时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又是通信卫星总设计师，如果同意其他学科的新技术在卫星上应用，是要承担工程风险的。孙家栋组织技术人员认真地研究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后，采纳了陈先生的建议。后来，在通信卫星上采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方案获得了成功。实践证明，这一技术不仅对卫星测控切实可行，而且可以节省星上设备，实现了一台设备多种用途，降低了卫星的功耗、减轻了卫星的重量，减少了设备的故障环节，对提高卫星的可靠性大有好处。
孙家栋对航天总体工作深明要义，他说：“所谓总体，就是要用最可靠的技术、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有利的配合、最有效的适应性和最有远见的前瞻性，制订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证获得最好结果的一种方法和体制。”
月球探测是中国第一次向深空探测领域的迈进，一期工程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关键技术和难点，孙家栋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在工程方面他考虑最多的问题自然是工程目标的实现、关键技术的解决途径和大系统的配套协调。探月工程方案论证时，有些技术人员希望更多地采用新技术，为此，孙家栋曾做过一个发言，他说，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是将成熟技术与新技术交叉使用，最大限度地保证可靠性，才能保证工程目标的实现。孙家栋强调自己是在“抛砖引玉”，供大家制定方案时参考，但他谦和的人格魅力使大家一致赞同了这个观点。当时，对使用哪种型号的火箭发射嫦娥一号卫星，科技人员有不同看法。孙家栋边分析边和大家讨论：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说技术最先进、性能最优、功能最强就是最好，关键是要看系统间的协调和匹配，总体最优才是最好，要“发挥系统集成优势”。长三甲火箭被称为“金牌火箭”，稳定性强、可靠性高，推力不是最大但够用，我们是第一次去月球，一定要在满足技术指标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成熟技术，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风险和投入，而且可以缩短研制周期。最后，孙家栋拍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嫦娥一号卫星，大家心服口服。
探月工程应用系统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发自内心地说“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我总是从科学目标的角度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卫星性能高一点再高一点。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现‘绕’的大目标。孙先生常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的工作就是先要实现科学家的基本要求，然后再进一步拓展’。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比如说‘嫦娥一号’什么情况下发射。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造星人”、“决策者”、“谈判家”─多重角色的航天人
航天发射非同寻常，关键时刻需要责任人一锤定音。1974年11月5日11时，完成星箭对接的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台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完成了各项检测，发射在即。随着口令的下达，各系统的地面电缆、电信号插接件、气源连接器纷纷按程序依次从火箭上脱落……然而，这时的卫星却没有收到“成功转内电”的信号。发射指挥台上的倒计时表上的时间正在一秒钟、一秒钟地递减，离火箭点火的时间只剩下了几十秒钟！这一突然现象意味着如果火箭点火，将会带着一颗不能正常供电的卫星升空，而送入太空的将会是一个重达2吨的毫无用途的铁疙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听见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一声大喊：“停止发射！”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等待指挥员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已经根本来不及了。发射程序戛然而止，可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虽然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不是孙家栋分内的事，但是孙家栋感到职责所在，紧急关头自己必须敢于承担风险。
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但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过程中，星上蓄电池发生了预想不到的热失控现象，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危在旦夕。孙家栋与技术人员经过几个昼夜的模拟试验发现，当太阳照射角为90度时，卫星能源系统可以将温度控制在设计指标范围内。于是，孙家栋果断命令对卫星姿态角再调整5度。按照正常情况，下达指令需要按程序审批签字完毕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审批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此时，操作指挥员也感到压力巨大，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毕竟未经指挥部会商签字。为慎重起见，操作指挥员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执行了地面发去的指令后，卫星化险为夷，这颗卫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国家。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不畏艰难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美制卫星─“亚洲一号”，准备使用中国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中美双方谈判中，发射价格和技术安全问题是两大瓶颈。美方代表以强硬的口气说：“我们认为中国的卫星发射价格，是政府补贴下的市场倾销。”孙家栋的回答柔中有刚：“在发射价格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如果说中国在发展航天方面有政府补贴的话，那么美国的火箭发射场由国家投资建设，难道就不是政府补贴了吗？要说为什么中国的发射费用低，那便是中国的劳动力要比美国便宜得多。当前，美国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是3000至400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00多元人民币，中国的发射价格比美国便宜难道不正常么？”孙家栋有理有据的回答使美方代表不得不点头称是。当谈到卫星进入中国后的技术安全保障时，谈判几乎陷入僵局。美国要求卫星进入中国海关后免除安全检查，但这涉及到了国家主权原则，必须要拿出相应对策。孙家栋想到了中国的“特区”政策，想到了美国卫星到中国发射实际上只是“过境”。在中国特区的“保税外贸加工区”里，也有区别于“入关”的开放政策，如果能够运用这项政策，无疑可以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谈判小组所有的人茅塞顿开、拍额相庆，都同意给美国卫星以“过境”的待遇，大家立即行文报到了外交部和海关，迅速获得国家批准、同意。“许可证”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中国航天昂首挺胸进入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我也就是那千千万万航天大军中的一分子”
1970年5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了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组成的观礼团，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共同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但这17人中却没有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原因是文革中孙家栋的爷爷被认定为富农，在卫星研制一线的孙家栋因此受到了“冲击”，未能到现场参加卫星发射。此时的孙家栋会有什么想法？他的心里会不会感到委屈和难受？几十年后，当有记者采访他，谈到这件事情时，孙家栋心态依然很平静：“那个年代能有机会上天安门，并且能见到毛主席和那么多中央领导，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但坦率地讲，那时追求个人荣誉的念头似乎不是那么强烈，所以没有太大的失落感。”
孙家栋经常说：“1967年国家要搞人造卫星，当时也是没有搞卫星的人才，我个人也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所以主要靠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我能够主持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得益于中国航天事业的稳步发展，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提供了‘平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了自己”。
孙家栋把自己看得很简单：反正国家需要你到哪里，就到哪里。交给任务，就把工作做好。2007年是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升空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也是孙家栋最为繁忙的一年。为了探月工程能够按计划顺利实施，大量的事情需要协调落实，他还肩负着中巴资源卫星和北斗卫星总设计师的重任。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有时一周内要去三四个城市，打“飞机的士”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这一年里，年近80岁的孙家栋10次进入发射场，在发射现场指导了5次卫星发射任务，主持、参加了近百个与航天有关的会议，空中飞人似的从北京飞了20多个地方。从9月初嫦娥一号卫星进入发射准备状态开始，一直到11月26日卫星出图的近百天时间里，孙家栋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探月工程的实施中。卫星发射成功后的一个月里，孙家栋虽然人在北京，但心系“嫦娥”，天天都坐镇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时刻关注着卫星每个动作的准确性。老伴魏素萍心疼地说：“他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四五双。”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全国的电视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一个被摄影师抢拍到的镜头，当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的扬声器里传出嫦娥一号卫星成功的消息时，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欢呼跳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他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在偷偷擦眼泪，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
2010年孙家栋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问起他的获奖感言，他发自内心地说：“心情非常激动，非常荣幸。自己感觉，航天事业是千人、万人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产生的，奖励是给予航天事业的肯定。自己做得有限，心情不安，只有感谢各方面对我的支持和培养，向共同战斗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航天的事情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每个人手中的事情看似不大，但集合起来就是事关成败、事关国家经济利益的大事情，不论是哪个航天人，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办好。如果要说我自己，那我也就是那千千万万航天大军中的一分子而已。”